隨縁居

六月三日在法蘭克福參加了紀念「六四」二十二週年與「辛亥革命」百週年研討會，原想以為是列席為觀察員, 臨時被請上說了幾分鐘, 就順勢寫此篇紀念。

 

回顧歷史, 中國歷代王朝中, 清王朝的吏政已算是最為清廉了, 其敗亡遠因是十八世紀起的工業革命就種下了。 當時西方各國藉由工業革命的結果, 生產力大量提升, 舉凡社會制度、政府體制、教育水準、科技武器等等, 在各方面國力已大幅凌駕仍沈睡的東方大國。 清王朝的滅亡是自取的, 自鴉片戰爭戰敗後, 仍不知國力已大不如西方列強, 而顢頇到極點的皇室與保守大臣中止了光緒皇帝的變法, 最後竟愚蠢的允許義和團教訓在中國的列強子民, 而造成「八國聯軍」侵略與後的巨額賠款, 徹底破滅想振興清王朝之知識份子的幻想。

 

尤其戊戌變法的失敗, 使知識份子認知, 體制內的改革時機已錯過了, 要救中國免於亡國於列強的瓜分, 唯有推翻昏庸無知的滿清政府, 才能解救當時中華民族的困境。

 

社會運動是民眾在政府施政的「期望值」有相當落差時, 就會出現或大或小的社會運動。一旦此種落差能量得以適時處理而宣洩得宜, 則是種改革, 若長期忽視, 甚至克意壓制, 當達到社會不滿情緒引爆點時, 就成了「革命」。「辛亥革命」是清王朝無法滿足民眾的期望值後, 必然的結果, 是早或遲的差別而已。

 

在1949年後, 中國實行了無人性的共產主義, 並採取比清朝更為閉關自守的政策。遇到問題時, 一律以壓制的政治手段對治, 初期對有田人, 有錢人, 知識份子, 前國民黨人等「地、富、反、 壞 、右」套上「黑五類」帽子, 以「三反」「五反」壓制下來, 爾後對黨內因期望值落差, 而有不滿能量的同志, 以「文化大革命」壓制下來, 最後再將有潛在不滿能量的知識份子, 以「知青下鄉」之政治運動來預防。

 

如此用各種政治運動將社會有不滿能量份子「削減」殆盡, 雖達到治權穩定的效果, 其代價亦是國家能量的耗損, 造成中國五千年歷史首次比南洋各國, 甚至比非洲還落後。在自我折騰了三十年後, 七○年代底才做自我調整, 允許「私有財產」的根本調整, 然而仍想延續計劃性經濟, 改革速度慢而搖擺不定, 學生因感於個人與國家前途之暗淡, 聚集於天安門廣場想, 借了名想與國家領導者「對話」。「六四」是一大群熱血青年, 決非有政治意圖, 卻被無情地鎮壓, 並被定位於「動亂事件」。

 

在犠牲了成千上萬的青年與家庭後, 喚醒了心狠手辣的獨裁者一鄧小平, 不再拘泥於「共產主義」的計劃性經濟, 加速改革的步伐, 「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而提出開放式的改革, 並親自鼓動南方沿海擺脫中央的覊拌, 即使法不全之下, 私自提供各種優惠獎勵措施, 讓外資進來, 經濟開始活絡起來。

 

而「六四」之後採用「改革開放」的經濟手段, 讓國家社會的能量不但保住, 且發展出經濟而一舉兩得。結果三十年不到, 台灣、香港、新加坡做到的經濟繁榮, 小康社會, 中國亦是輕而易舉地達到。

 

然而今日中國已累積相當財富之際, 社會卻常常充滿失望與處處不快樂, 這是因為中國亦面臨道德敗壞, 環境嚴重污染, 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等, 各種國民痛苦指數均加速提高的結果。如今中國早已脫離「赤貧」的七○年代, 財富累積已使幾億人口都步入「小康」境界, 但在一切「向錢看」的做法,不惜抛棄了許多傳統美德「禮、義、廉、恥」盪然無存, 如同癌細胞, 吸食了所有其他營養, 使得正常細胞都餓死。中國一切「向錢看」使得中國除了有錢, 其他幾乎升麽都沒有。

 

經濟成長靠出口成長, 國內消費與投資三大項, 各項在今日都面臨瓶頸, 都是因量的進一歩擴大, 就須帶有質的提昇。 這牽連到各項制度面的改革, 而各項改革都再連到政治面的改革, 其中基礎就是「人治」到「法治」的建立, 而法治的對象就是不能分少數人(黨員)與多數人(全民) 。 要改革, 或是拖到革命, 完全是看民眾「利益獲得」與「痛苦承受」的比例了。

 

僅止於原先的經濟改革中, 將沿海模式移到內地, 就可以如此解決經濟成長問題嗎？沒有其他配套方式, 斷不能再如此持續下去, 前面所提到的道德敗壞, 環境污染, 財富分配不均等問題, 都會引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

 

面對社會民心的日益覺醒, 而產生對「生活品質」與「政治參與」的需求, 中國政府單純地以「保八」的基本方針, 來滿足財富以外的期望時, 是很難達到的。當「期望值」落差大時, 社會不滿的情緒將會導致下一場社會運動的能量。

 

中國可以將民眾獲取資訙的管道封鎖, 如同北朝鮮政府一樣, 如此可將民眾「期望值」降低些. 但由大禹治水的經驗, 與其防堵民怨, 不如疏通解決民怨。在今日科技日益流通, 將是費力而成效日下。

 

截至目前, 中國政府處理民怨的最有效方法, 仍是民族情感。大陸人民大都感性的、集體性的思考, 而較缺理性的、獨立性的思考能力。 對於中外相關問題, 十三億人囗不但結論相同, 連用詞用語竟如同一轍, 一旦民族情感發作, 任何道理都得下馬讓道。中國政府一再利用民族情感, 將民眾「期望值」的落差歸之於外在因素, 希望將內在問題都指到外在的壓迫與欺侮, 但其代價就是錯失了內部自省的機會, 延誤了問題對治的良機。

 

如果我們在面臨困境時, 都把造成困境的問題歸究於別人造成的問題, 解決方案自然全都是放在別人身上。 這如同納粹德國之前如此屠殺這麼多猶太人, 並不是希特勒一人獨行, 而是當時德國人, 甚至歐洲人漠視納粹德國恣意的排斥猶太人, 把一切問題都歸於猶太人, 成為納粹黨的幫凶, 然迫害了猶太人後, 輪到最後亦害了自己。

 

另外將各種動亂都歸訴於壞份子造成的, 而不圖改善各種不健全的體制, 即使抓了再殺了一批「壞份子」, 還是會有下一批, 這如同生病, 與其說病毒感染, 不如歸之於身體虛弱, 而強化身體才是一勞永逸之道。

 

中國在經濟改革後, 何去何從? 這完全取決於民眾的自覺與監督, 尤其希望知識份子能有多點理性思考與辨證, 少些慣性的感情反應, 愛她就不要寵害她。 若中國政府能順勢作各項政治改革, 不但可避免掉民眾革命的壓力, 必可重振漢唐盛世, 而四鄰自動歸附. 願中國人的智慧, 恰如其名。

 

城玉罙, 2011-06-08, 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