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縁居

台灣歷任政府提振景氣時,多僅由貨幣、財政等短期政策來下手,這種挖東牆補西牆的方式,會有短期的效果,但說白了是「朝三暮四」原始版本的騙猴子把戲。試想今日德國即便回到百廢待興的局面,但假以時日都可迎頭趕上對手,可知國家強盛的構建不在短期的貨幣、財政政策裡。

 

德國的競爭力似乎是世界數一數二的,但在近距離觀察時,德國人給人的印象總是能力普通而不亮眼,也沒能像華人接受重點式的指令,總要在巨細靡遺地詢問後,才會開始動工做。再以工作量來看,若華人員工一天可以做十件事情,德國員工相同時間內頂多只能做到五件事情,且中間不願被打斷、被打擾。那德國的競爭力從哪裡來?若思索德國人是否會比較華人聰明?斷無這種印象。那是否與教育訓練有關?

 

台灣教育部20年來換了10位部長,都鼓勵廣設大學,結果從23所增加至160所,多到幾乎是想上的人都可上大學,但20年來台灣競爭力並不隨之增加,與歐美日的差距似乎也沒有縮短。台灣似乎只是在亮眼的數字下功夫,無法做到實質競爭力的提升。看看德國,始終不為文憑所迷惑,不刻意追求大學畢業率及高等教育普及率。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14年的報告, 2013年在德國雙軌的教育制度下, 25至64歲的德國人中,只有近28%擁有高等教育學位,而會員國平均為33%。基於學用合一的考量,在德國能進入一般中學(Gymnasium)就讀,畢業後多數是考進大學深造的菁英階級。資質中下的學生則進入實用中學(Hauptschule),接受職業訓練,而早早進入就業市場。如此學制不會把工程師放在技術員的位置,也不會讓技術員坐在工程師的位置,使得這些人心平下,工作做好、也做滿,不但沒造成社會資源的閒置浪費,甚至行行出狀元。

 

我在德、英、法、荷與另外4個東歐國家經營過十數年的時間裡,似乎只有德國是每一階層職工均具有紮實且敬業的能力。每當公司在擴充與縮編時,我都曾在助理群中鼓勵最優秀的助理來嘗試負責業務的位置,結果他(她)們都在自我評估後拒絕,而且願待在助理位置做好、做滿。由他們前後的表現,我認知了一點:人員的適才、適所,就是發揮團隊競爭力到最佳的狀態

 

同樣,教育系統若能挖掘出來學生的興趣,並能啟發他們的潛能,如此就能全面性提升國家長期的競争力了。德國的教育方式有其可供台灣借鏡的地方。在此以在德國經驗,提出一些拋磚引玉的想法:

 

培養公德心
德國從小在家庭與學前的幼教育裡就專注培養兒童的好習慣,由起居、睡眠、運動、禮儀等能力訓練,雕塑出孩子一輩子依賴的性格與品德。這如同《弟子規》(根據《論語·學而篇》)在總敘就開宗明義指出: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汎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 都是在兒童時專注培養出好的道德心,一輩子依賴的性格與品德雕塑好了,才來“有餘力,則學文“。

 

德國的幼教由4歲到10歲(小四),像《弟子規》的規劃,學校裡完全不著重於智能訓練,反而在德育上要求非常到位。尤其是培養「誠實」與「尊重」的美德,由於具備了「尊重」的德性,交談時大家都可坦白自己的想法,也因為「尊重」使得「誠實」的德性就容易生根,許多待人處事的問題,彼此可互換視角而很快觸及問題核心,為一勞永逸提供了基礎。

 

德國的德育是尤其與群育結合的德育,也就是公德心,不像在台灣僅強調個人的道德,甚至常有媒體嘲笑遵守公德的狼狽。在德國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遵守社會秩序的公德心,非常少有「狼性」般的插隊、私佔公有等行為,也不敢讓家中花園的草高及膝,而破壞了社區的景觀,並且會主動幫助殘障與老人。另外,德國人對於大眾公德心的維護,已到了人人參與的地步: 遇到擦撞路邊停放的車子,路人甲乙丙都會因車主不在場,而勇於維護社會正義。公眾不會以事不關己而袖手旁觀,也不會持沉默態度去助長了社會犯罪行為的漫延,百姓與政府一同為社會法治而努力。社會並以身作則教導了以大事小的德行,父母要求孩子、老闆要求員工做事時,都會說“請“,之後會說“謝謝“。

 

我注意到,德語非常講求整體句子在文法上的合法性與唯一性,讓德語句子能傳閱百人都得到相同的訊息。幼教學習中文時僅注重單字的認識、詞句的強化,但不求一個結構完整而意思清楚的句子,結果一個中文句子給十個看,像蝴蝶效應,常是有十個解讀。

 

臺灣與大陸是本末倒置,幼教師都過早地進行智能訓練,結果把發育中的軟骨提早強化為硬骨,沒開發出多少天才,倒妨害了其往後成長的可能性。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態度,對智能不足或成長較晚的孩童,更造成身心上無可彌補的戕害。

 

德國小學更是篩選有真才實學又熱愛小孩的老師,他們與家長密切合作下,將兒童的公德心自幼就培養好,也就把團隊競爭力的基礎建立起來,像德語的一句話:“ 一個人的努力是加法,一個團隊的努力是乘法”(Wer alleine arbeitet , addiert. Wer zusammen arbeitet, multipliziert),公德心對日耳曼民族性的競爭力有決定性的作用

 

要求責任心
德國家庭都在青少年建立履行責任的素養,是一種“契約精神”的養成:不輕易作出承諾,但承諾過的事情一定會做到。就是如此履行承諾下,打造出來德國品牌的質量。為具備履行責任心的德性,幾乎每一個德國人都會有一本記事本,記錄自己預定要做的重要事情。在職場的德國員工亦是將所有的資訊都記錄在一處管理,一旦發生問題就可完整地拿出來檢討,仔細些還可看到德國人處理細節時,會自我要求一次到位,絕不像台灣的「差不多」心態與品質。台灣老闆最後會發現前面提到員工完成的十件事情裡,總夾雜幾個不到位的結果,若遇到記錄管理不良的員工,發生問題時常還原不了真相,且許多問題常是一開始就已認知不同卻不理清楚。

 

另外,德國人如同德國的公共交通,力求遵守規定的時間行事。辦公室的職工也不會讓個人好惡、情緒影響到工作的品質。就如德國工匠在工業革命前,均具備像機械人的執行力 - 不偷巧、不偷懶地執行每道指令,從第一個到第一千個、第一萬個的成品,每個成品的品質都齊一而不打折扣。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中學時代在假期時,課外讀物的功課比台灣多很多,似乎德國人認為課外讀物的廣度很重要,所以德國人的看書習慣應是在中學時代培養起來的。德國人認為孩子/學生快樂地學習下,就能達到最佳結果。而快樂地學習,就是讓孩子/學生自主地、自動地學習。在中學時,德國學生的課外活動比作業還多,此時智育成績是比不上台灣,雖不懂「揠苗助長」的成語故事,德國父母卻不用課外補習來加強孩子的智育成績,絕沒有以讀書好才是好寶寶的想法。

 

台灣目前的中學教育還實施著優劣同校、鶏兔同籠的編班體制,這會使學生學習的理論與實作兩頭都不好,更讓須由實作體驗才能明白理論的學生,失去快樂地學習,也無法認識自我,他們的潛能就不得發揮出來了,成為這種系統下的犧牲者。

 

嚴格把關的大專教育
德國能保持大量的隱形冠軍,就是德國的各級分流教育,這使得人才可以適才適所。人才能適才適所,依靠的是徹底而嚴格把關的大專教育,讓質優的雙元職業培訓得以得到對的人才。職業學校傳授與實作有關的專業知識,使得德國中小型企業的生產基地得以留在德國,為德國創造了出口中68%的高比重。另外,德國學校在初、高中、大學時都要求學生必須參加無支薪的專業培訓實習,其目的就是使人才步入社會時得以適才適所,工商界的實務與學校的理論能緊密結合時,學生畢業就源源不斷地為各行各業提供扎實技術的人才。

 

臺灣的大專學校,完全不把關產出的品質,學生考入即直達畢業。結果造成社會有的產業找不到人力,而處處還有閒置的人力資源,另有相當比例的上班族是工作不順利、不快樂。德國高校是申請時相對容易,但能順利畢業的不到3成。德國高等教育嚴格要求下,避免了不達品質的學生步入社會,也避免了學生勉強在不適合的科系畢業。雖然有些學生為尋找到適合自己的科系時會多花1至2年,甚至被迫轉到在職專科,在歩入社會職場前,若學生找到適合他們發揮的興趣戓專才時,就不會誤了往後的一生,等於避免了社會資源的浪費。 

 

台灣近來的不景氣,從短期因素來看,是受到全球不景氣衝擊;而長期因素方面,則是國內經濟體質在原步踏地,以至於無法繼續原先的領先而陷入困境。台灣今日主要的競爭力問題不是資金不足,而是國家人才不足。私人公司有無長期競爭力,就看優秀的人才能否加入、發揮與留下;國家長期競争力能否持續,就看其人才能否持續輩出、發揮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戰略決定了國家長期的競爭力,人才的培育若做到適才、適所,則社會成長所需的人力資源得以源源不絶地供應、國家人力資源能以發揮,國家長期競争力的基本面就此決定了。

 

長期競争力不是靠動人的口號,是須有決心與執行老生常談的簡樸道理。當一家品質不良的公司想改進品質時,董事長或總經理就得當任品管總經理,這不是品管專業的問題,這是決心與執行的問題。台灣社會品質無法提升的最大原因就是「司法」,司法改革成功與否將決定台灣下一個階段的競争力,也決定台灣下一個階段的生活品質。

 

台灣真能在司法上改革成功,就能確實做好社會道德的教育工作,必將朝野百姓的道德水準齊一拉高,則日後在事前的溝通、事中的協調、事後的檢討上,效率都比會比現在至少有效30%以上。尤其將具體而微的「尊重」、「誠實」與「責任」強化後,在合作、互動日漸加大、加快的今日,團隊的執行力將因道德的齊一,必能產生執行力的共振效應,則永續的競爭力就自然立竿見影顯現出來了。

 

郭琛 23,08,2016 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