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在台灣, 甚至到德國工作時, 都不會想談政治, 因為總覺政治就是無可奈何之事. 即便後來台灣民主開放後, 政治人物雙方討論前都是先有定論, 所以討論常是雞同鴨講感性遠勝理性, 或是政治綜藝化, 都只在談人物八卦少有深入理論。 幾年前認識了錢主編與他一大群朋友, 見面時偶被詢問政治上的意見, 就會感覺到自己亦是僅有想法而政治理論太淺薄, 談時總是覺得虛了些, 深度常感不足. 既然有幸交了許多大陸的朋友, 見賢思齊巧焉, 開始翻翻政治哲學書籍。 雖處於民主體制健全的德國, 但德語遠不如錢博士可看懂德文書籍, 今日就以看中文《韓非子》為開始學習吧！

 

《韓非子》是集先秦法家大成之名著, 不但秦朝依循法家思想治國甚而統一中國, 事實上在漢朝之後歷代中國的治國大道, 都是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 所以中國—直是儒家與法家思想的組合, 構成了專制封建的基本統治架構。

 

韓非子的治國理論是熔合了商鞅的"法", 申不害的"術"與慎到的"勢", 甚至吸收了道家老子的無為而有所作為的精神, 並加以融會貫通, 而完善了中國法家的治國思想。 它主張"以法為本", 但僅矯正了"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民"的古封建制度,而其術與勢的理論, 卻是強化了帝王掌握專制權力的體制, 所以中國政治自古講王道, 實則霸道相雜。

法
韓非子陳述"法"的要點為 以“有功, 疏賤必賞, 有過, 近愛必誅”,與“言賞不與, 言罰不行, 賞罰不信, 士民不死”, 如此就可以把士農工商的百姓變化為軍人, 在法令如軍令下使百姓視死如歸, 為國家所趨使。

 

舉其一例, 在《外儲右上篇》中提到晉文公問孤偃, 自己省吃儉用, 常以美食醇酒賞賜大臣, 將布匹食物接濟百姓, 如此應該可以讓大臣百姓為晉國打戰了吧? 孤偃回答不足以. 又說唯有“ 信賞必罰, 其足以戰”, 並告之“不避親貴, 法及所愛”為賞罰最高原則. 晉文公聽從後立刻將違反軍令的愛臣-顛頡腰斬、陳屍並告示天下. 在舉國皆惧後, 開始對外用兵. 先克原國再取衞國五鹿, 接著攻虢國、伐曹國、解救宋國, 再與楚國決戰於城濮而大勝之, 最後在踐土舉行盟會, 而終完成其霸業.

 

韓非子以法治是排除了"釋法用私"的人治行為, 杜絶以法以外的個人意志來處理政務, 並依法進行賞罰. 所以法治的精神, 是先將法律條文制定成唯一性與完整性的嚴謹, 再確實執行以法治國, 以法擇人, 以法量功, 則百姓與官員就有依循之路, 社會自然安定富強。事實上, 國家的基本競爭力, 就是表現在政府執法上的落實程度與國民守法的態度.

 

以台灣九0年代為例, 當時台灣已教育普及並步入小康社會, 但台北市以台灣首善之地, 仍是官僚當道而交通紊亂不堪. 市民到政府機關辦事, 除看官員臉色還得忍氣呑聲, 且不得摧促其如同慢郎中的步調, 更發問不得一律習慣碰壁, 少有不挨釘子而順利辦完事. 而道路有交通法則但不執行, 即便違法亦是輕罰, 關說特權者則是横行無阻. 車輛在路上若不違反交通規則, 決無法以正常速度到達目的地, 自然路上喇叭聲不絕於耳, 結果守法者像是儍瓜而受氣, 到最後更趨使守法者加入違法行列. 更糟的是夜晚成為酒後駕車的天堂, 悲劇自然時有所聞. 歴任市長僅是進行多次說明交通難為之原因, 再做出道徳呼喚,  當然亦進行過無數次的五分鐘熱度行動, 但每在踼到有來歷的鐵板後, 稽査行動就嘎然而停. 結果當年陳水扁上任後, 採用重罰並嚴禁關說, 任內未满之前台北市交通, 就已超越許多世界大城市水準, 車子上的喇叭聲不見了, 而交通卻更加暢通了. 再則對於各政府機關實施突擊檢查, 從百姓角度審核服務品質, 對於不適用官員一律考績從嚴, 甚至法辦而自清. 結果台北市各衙門蛻變如服務單位, 市民上門時只見笑臉迎門, 先奉茶遞報後再問欲辦之事, 全然享受上賓待遇. 陳水扁就以此政績連得當時天下雜誌所辦的全國縣市長之民調第一名, 而台灣人民證明華人亦可以如同西方人遵守交通法則.

勢
勢即是權, 故權勢常是結伴一起, "勢"是行使賞罰之權的來源, 是制服臣民的有效保證. 韓非子指出君王將賞罰之權交在大臣手上, 不是受到挾持就終為弒殺, 而使國家處於動盪不安, 並舉田氐齊國與宋國. 在此韓非子提出君臣之間是依利害關係相處, 而非儒家君臣大義, 所以君王須依靠勢才得以駕御臣子. 君王若大權不想旁落, 則必須"循名而定是非, 因參驗而審言辭", 是為避免"主孤於上,而臣黨於下”, 所以要運用君王權勢, 厚賞重罰使天下人"不得不為己視, 不得不為己聽". 但"循名而定是非"亦造就了中國官場“官大學問大”的潛規則, “勢”完全壓倒“法”的立場.

 

由於時空限制, 韓非子依當時封建體制, 來期望君主是明君, 故有許多章節言論是說明"勢"對君王的重要, 與如何用"勢"來治臣, 亦提到法術之士的難為, 希望君主能明查分辨. 但此期望是難達成的奢望, 一是明君是由一籃不足十個的爛蘋果中去挑選, 二是明君會由懶而昏, 如唐玄宗, 而明君終究會因老而糊塗或固執, 如漢武帝, 中國歴代皇帝甚少有終其一生均明君.

 

今日各國將民主選舉取代了"勢"的功能, 使得官員的治權與人民的政權, 得以分工而專業化, 如同公司股東的擁有權與經營團隊的經營權. 有了選舉罷免權, 老百姓就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翁.若少了選舉權, 則許多問題的根源都無法觸及, 問題就無從根治, 少了罷免權, 則執政者就犯錯而不願警愓改過。

術
韓非子君王以形名之術, 要求臣子能言行符一而盡善, 由於賞罰之裁量權都握在君王手上, 所以建議君主要將其好惡之意深長藏不露, 以防臣下窺測君心, 甚至對揣測上意之臣子殺無赦, 以防上權奸, 朋黨挾持君意而操縱君主決定. 但歷史上常有強勢君主, 是肆意作踐其大臣, 使群臣長處於畏懼狀態, 故常言"伴君如伴虎", 所以韓非子的"術"只是強化君王的專制權威, 更經常因此而戕害了"法"的意義與精神。

 

依《韓非子》的論述, "術"的目的是將執法官員的陰暗私慾面, 揭於陽光大眾下, 以便讓專制下的君主對持有治權的官員之能力與操守一覽無遺, 當問題找出來時, 解決方案就容易多了。以現代法治體制中的”術”是監督執法官員的操守, 避免各階層的官員知法枉法。 所以將”術”交給公眾的媒體與獨立的司法是可以使《韓非子》的精神給予符合時代的意義。例如各國之陽光法案即立法規定政務官與代議士, 其本人與配偶的財產都須公開與申報, 如此司法、 檢調與譽論媒體才有依據以行使監督與改正的功能。

 

勢與術的暗合
1988年李登輝在強人蔣經國逝世後, 開始了國民黨內的主流之爭, 李登輝雖為主流, 只是佔有中央道統位置, 在當時卻是國民黨內少數派. 然而李登輝是處勢用術, 對於無法取得共識的重大議題, 就停在議而不決的狀態, 並一改以往對媒體的控管, 開始引導媒體公開闡述主流與非主流雙方想法與討論體制得失, 最後終於激起民意與反對黨加入表達意見, 使得李登輝以民氣可用, 逐步展開民主改革, 台灣終於由開明專制轉變化民主法治, 此即是處勢、用術再修法. 由台灣政改經驗來看, 日後中國之政治改革, 必也先放鬆舉論自由的控制, 有了"術"的催化酶, 則有心改革的中國領導人, 才可將處勢的優勢發揮出來, 最後必能凝集民意來政治改革, 以避開地方官員甚至大員胡作非為, 而一律由中央買單付帳的窘狀。

 

不論是古代含金湯匙出生的帝王與今日治權在握的官員, 甚至是民選的代議士與總統, 在行使權勢過程中, 都會受權力的腐化而逐漸忘了我自己, 初始尚會存有是非善惡之心而以天下事為己任, 但少了”"術"的常態監督體制與"勢"的定期檢驗, 都會腐敗到唯私慾利害為念, 而最後以己任的利害為天下事了。

 

 

《韓非子》的理論結構嚴謹而細密周全, 對法的論述更是歴久而彌新, 無怪乎古今中外的國家以法治國, 必富國強兵. 而《韓非子》後段更大量引用寓言與歷史來剖析其中得失, 使得全書的觀點脈絡分明而令人折服, 然而其術、勢之論, 為時空所限是為帝王専制量身訂做, 可謂帝王之術之鼻祖, 無怪乎中國歷代王朝, 雖以孔孟之王道為名, 實則奉行法家的內含, 但此只會造成國強而民疲, 國利而民害, 進而使得臣民只問利害不問善惡是非, 結果國家上下交相利, 國危民殆矣.。如同之前的法西斯, 今日的共產體制國家, 都是僅以法治國, 而不願還政權之術、勢於民, 則結果是僅有少數統治者享其利, 而廣大民眾均蒙其害. 法治可以使勇者不敢抗爭, 但要做到智者不能逃避, 則需有術的監督, 而選舉制度的"勢"更能提醒執政者, 誰是國家的主人翁, 是國家與人民免於災難的保險閥。

 

在法治民主的今日讀《韓非子》, 其術與勢的議論, 僅可為負面教材而來檢驗現行制度, 若有進而將其術與勢的功能修正以大眾媒體與人民為對象, 則必成一部非凡的大作. 尤其韓非子在《解老篇》《喻老篇》用法家觀點對老子《道德經》做出法治思想的解釋, 像繼承又發展, 不僅豐富了法家哲學, 對道家之理論體系亦是提供了清晰可視的景象, 是非常値得可讀之處。

 

郭琛
02. 07.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