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縁居

 

原載《中國青年報》

2008年12月,在中美建交30週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國媒體集體採訪時,回憶起北京時間1978年7月10日發生的這一幕。

凌晨3點,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被從睡夢中驚醒。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總統先生,我實在不願意打擾你休息。”普雷斯說。
“肯定是發生了危機。”卡特判斷道。
“不是,我正和鄧小平副總理會見,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20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關村的辦公室內,美國加州大學北京中心主任唐佔晞(John Thomson)說。 33年前,他是美國駐華聯絡處一等秘書。中美兩國領導人達成互派留學生的共識後,兩個承擔具體工作的人,成為中美雙方落實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佔晞,中方則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國處工作人員郭懿清。

33年後,他們幾乎同時關注到中國媒體在11月15日集中報導的一條新聞——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14日發布的“開放門戶”報告顯示,在2010/11學年度,美國共招收國際留學生723,277人,其中中國留學生人數為157,558人,比上一學年度增長23%。這意味著自去年留美學生數量首次超過印度以來,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赴美留學第一大生源國。

“當時沒有人想到中國會同意跟美國互派留學人員,也沒有人會預料到,30多年後這個數字會從50增加到15萬這麼多。”唐佔晞一邊往自己的菊花茶裡加糖塊,一邊感嘆說。這位美國前外交官精通漢語,了解中國人100多年來的留美歷史,也曾親歷中美高層之間有關留學事務談判的現場——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推開國門的瞬間。

一扇多年敲不開的門
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John Thomson訪問台灣後,對中國文字和文化產生興趣。他開始學中文,並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唐佔晞”。“當時美國很少有人學中文,對我們來說,蘇聯很恐怖,是第一個不能去的地方,而中國大陸也是個陌生而可怕的地方。”唐佔晞回憶。他要深造中文,能選擇的地方只有台灣和香港,因為“不想去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也不讓進”。 1966年,在成為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系的留學生後,他幾乎天天能看到或聽到“光復大陸”的標語和口號。

海峽對岸,原本只對蘇聯、東歐開放的留學之門,此時也徹底關閉。為使擬留學出國人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進一步得到鍛煉和提高”,1966年6月30日,負責留學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國下發通知,“經請示中央批准,今年選拔、派遣留學生的工作決定推遲半年進行”。 “半年”的時間,最終變成了12年。 “文革”10年期間,中國僅僅向21個國家派出337名留學生。

“這些所謂的留學生,實際上都是語言生,跟1978年之後以理工科為主的留學生,並不大一樣。”2011年11月29日,郭懿清在家中回憶說。1973年,33歲的南開大學外語系教師郭懿清曾作為考察團成員赴美,教育部派這個8人團赴美考察的內容,僅限於語言教學。此時,她未來的合作夥伴唐佔晞,已從哈佛大學亞洲研究專業碩士畢業,擔任美國新聞總署駐台灣新聞處新聞官。那兩年的局勢變化,讓唐佔晞有些眼花繚亂。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第二年,美國在中國大陸設駐華聯絡處。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中美關係變得撲朔迷離。“美國國內政治不管怎麼變,一個願望一直沒變,就是跟中國進行學術交流,交換學者、學生。美國認為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佔晞說。

1974年前後,一些美國教授開始給北京的一些大學和1949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寫信,“希望到中國做研究,交流合作”。但無論是給自己的中國學生寫信的美國教授,還是直接與大學聯繫的美國教授,在一番焦急等待後,都未能收到回信。 “中國正在'文革',美國又發生了'水門事件',而且中國正講階級鬥爭,大家很怕涉外事件。中美還沒正式建交,跟美帝國主義合作,誰敢說?不敢。敢說就有人給你戴帽子。”唐佔晞攪著他的菊花茶這樣自問自答。

自1970年在台灣擔任外交官開始,唐佔晞的工作和生活與中國再未脫離關係,對一些頗具時代特色的中國詞彙,他應用自如。雖然身在台灣,但唐佔晞在1976年得知,民間機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當時正跟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合作,每年互派幾個考察團,在圖書館、工程教育、科技等方面進行交流。考察團的美國成員回國後,很快便會給剛認識的中國同行寫信,建議“應該交換學生,開始研究交流”。依舊沒有回音。唐佔晞的印像是,“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換學生,中國一直沒有接受”。郭懿清1976年被借調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國處,她也記得當時的情形,“美國一直想跟中國交換學生,咱們一直沒答應”。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

1978年6月的一天,被調往美國駐華聯絡處的唐佔晞一大早從台灣出發,輾轉香港、深圳,當晚9點半左右從廣州飛抵北京首都機場。他以新奇的目光,打量著眼前這片被台灣人形容為“匪區”的土地。從機場到位於建國門附近的聯絡處,他乘坐的小汽車迅速掠過一輛又一輛緩緩行進的牛車。瀝青路兩旁大部分都是農村景象,路燈下面,隔一段便有穿短褲背心的老百姓坐在燈下打撲克。

就在唐佔晞赴任的這個月23日,鄧小平決定專門安排時間,和國務院副總理方毅一起,聽取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劉達有關學校各項工作清查整頓情況的當面匯報。“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現在我們邁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學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學習,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鄧小平當場作了這一後來被稱為“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重要講話”的表態,並指出:“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個,也只佔十分之一,還剩九百個。”教育部外事局隨後專門開會,傳達講話精神。郭懿清回憶,“會上聽到這一消息後,我們特別振奮。”不過,這個消息當時並不為唐佔晞等美方人員所知。

7月7日,美國總統卡特的科學顧問普雷斯博士率領美國科技代表團與方毅在人民大會堂會談。在現場的唐佔晞注意到,談判桌兩邊,一排穿西裝的美國人對面坐著一排穿中山裝的中國人,“界線非常分明”。對互派留學生一事,美方只是作為談判籌碼,並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學生時,中方並未給予回應。但下午會談即將結束時,方毅突然提出,中國政府要談的最後一項,是1979年想先派500個學者到美國進修學習。

唐佔晞作目瞪口呆狀,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方毅的話被翻譯後,美方人員有那麼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對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隨行人員,低聲問,“有沒有這方面的預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Who will pay(誰出錢)?”普雷斯抬起頭,嚴肅而略帶困惑地問。方毅隨即告訴他,“費用由中方來付。”在當天的歡迎晚宴上祝酒時,方毅說,希望中美雙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邁得更大一些,路子要開得更寬一些”。

隨後兩天,帶著談判時獲得的“驚喜”,來自美國科技、農業、地質和衛生等研究機構的代表,分頭開始跟中國同行商談合作交流事宜。唐佔晞陪美國地質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質學院,但“因為政治的問題,沒有辦法談妥”。“當時還沒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的基本路線還是階級鬥爭,不是改革開放。”唐佔晞這樣解讀當時的困局。7月10日,在會見普雷斯時,鄧小平強調,美國的科學技術在很多領域比其他國家先進,中國已經大大落後,迫切需要獲得幫助,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唐佔晞回憶道:“鄧小平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科技知識,美國是最先進的國家,應該幫助我們。他提​​出派人到美國學習。”隨即,卡特總統在凌晨3點接到了普雷斯的緊急越洋電話。美方沒有料到,中國竟然會主動推開這扇留學之門。“那時候從上到下,是從內心裡覺得美國比我們先進,真心要向他們學習。”郭懿清回憶說。

1978年12月26日上午,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專門接見52名留美人員

“紅色中國”要派學者到美國來?鄧小平發表講話後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確定了選派計劃。但在普雷斯回到華盛頓近3個月後,中美雙方有關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協議還沒有達成。普雷斯向方毅發出邀請,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赴美商談有關留學人員的事宜。這件事,讓唐佔晞第一次到了位於北京西城的教育部。在民族飯店附近,他下車問路,發現不少人遠遠看見他過來就提前走開了。最後,一位老太太朝教育部的位置斜了斜眼睛,努了努嘴,又用一隻手貼在胸前指了指方向,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話。走進大木倉胡同,唐佔晞看到一棟五六層的紅磚樓,不少玻璃已經被打碎,大門外面掛著的教育部的牌子卻很新。

“什麼人?要幹什麼?”看門的人問。“美國駐華聯絡處一等秘書。”唐佔晞回答,同時遞上名片。看了一眼名片,看門人朝大樓裡面喊了一句,“美國一秘來了。”樓裡面的人接著喊,“美國一秘來了”。看到唐佔晞進來,裡面的人也跟著喊,“美國一秘來了”,直至唐佔晞走進接待室。

經過商談,中國教育代表團定於當年10月訪問美國。 35年前曾留美的中國科協代主席、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擔任代表團團長,教育部副部長李琦則以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代表團顧問的民間身份出訪。談判的對手則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國際交流署署長以及白宮、國務院的有關人員。

在華盛頓的談判進行得異常艱難。雙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學生人數和專業範圍。反复商談後,雙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學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學生、訪問學者”。 會後,唐佔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宮旁邊的國家科學基金會,找羅賓遜先生。”


第二天,唐佔晞一走進羅賓遜的辦公室,就看見房間牆壁上的一塊黑板,上面寫著120多個蘇聯人的名字以及他們的專業。當時,美蘇之間進行一對一的交換學者。跟中國則沒法這樣交流,因為中國的人選不是按人而是按學科門類來劃分。


“聽說'紅色中國'要派學者到美國來,怎麼回事?”羅賓遜問。 “白宮要開始跟中國交流。”唐佔晞答。“多少人?”“第一批,500個。”“哦,黑板不夠大,寫不下。你明天再來討論吧。”羅賓遜聳了聳肩告訴唐佔晞。

次日,唐佔晞發現開會地點改在一個小會議室。一番自我介紹後,他才知道坐著的10多個人來自空軍、國防部、聯邦調查局(FBI)、中央情報局(CIA)、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門,大都是情報人員。有些部門,這個海軍陸戰隊前隊員甚至從未聽聞。

唐佔晞告訴他們:“白宮方面和總統本人,都決定開始跟中國交流學者。”這些人則從國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學術領域,外國學者尤其是蘇聯和中國的學者不可以涉及,並劃定了一系列範圍。唐佔晞回憶,根據這個範圍,他們設計出一個表格,以後申請留美的中國人,都需要填寫各自的學術背景、研究領域等信息。這樣的研究範圍限制沿用至今,並在當時讓談判陷入僵持。

接下來,李琦帶人留在華盛頓談判,周培源則帶隊去考察美國的大學。在美方眼裡,中國教育被“文革”耽誤10年後,有些太先進的技術暫時還無法在中國運用,因此中國學生除了在名校學習外,還可以到一些社區大學學習。但中方明確表示,中國留學生只進美國的一流大學,學美國的一流技術。

訪問哈佛大學時,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醫學院院長。“我們來的是科協主席、北大校長,是名望那麼大的周培源周老。他們等於是派個二級學院的領導出來接見。我們覺得太不尊重我們了。”郭懿清回憶說。會見過程中,周培源出來上廁所,看到會場外的郭懿清,便問:“​​小郭,禮品還送嗎?”“不送了。”郭懿清隨口回答。“對!不送了!”周培源說。

那期間,代表團成員討論問題時,常常跑到院子裡去,認為戶外不可能被竊聽。在美國停留13天后,代表團終與美方達成11項“口頭諒解”,並議定,“雙方鼓勵兩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之間進行直接接觸”。這個並沒有實質性內容的議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後,起到了美國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佔晞後來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後給中國寫信的美國教授,在5年以後終於收到了回信。信的內容大同小異:教授,謝謝您1974年來函要求交流,我們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時機成熟以後才能做,現在我們認為時機成熟了。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員必須到美國
時機的確已經成熟了。代表團回國後,教育部的首要任務,是選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員。在與教育部外事局時任副局長胡守鑫熟悉之後,唐佔晞問他:“胡先生,你們怎麼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找到50個人的?”
“我們抓人。”
“怎麼抓?”
“我們開著麵包車,到中關村的大學和研究所,走進辦公室就問,你們這裡誰又紅又專又有英語基礎?人被叫來後,我們問幾個問題,揮揮手說,好,上車。經過幾天思想教育,告訴他們這次到美國留學符合國家政策,然後就送到使館來。”胡守鑫笑著說。
唐佔晞對胡的話至今信以為真。以唐佔晞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了解,他有自己的判斷:畢竟“文革”剛過,大家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之後,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被戴帽子。教育部需要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會安心。

不過,在具體做選拔工作的郭懿清眼裡,生前說話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佔晞開玩笑。實際上,這50個人是通過英語考試、業務考試和政治考核後,嚴格選拔出來的。他們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兩國從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唐佔晞當天就接到教育部打來的電話。對方口氣很著急,“唐先生,請您馬上到教育部來一趟。”
“有什麼急事嗎?”
“鄧小平同志昨天親自打電話給部長,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員必須到美國。”


唐佔晞和郭懿清開始手忙腳亂起來。英語考試,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幾個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1949年前從教會學校畢業,要么他們的導師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學。李琦非常重視人員選拔,明確表示:“第一次往美國派留學人員,必須保證質量,政治上要過硬,業務能力要強。”最終,外事局確定了50人的名單,其中女性不到10人。郭懿清等人開始正式下達集訓通知。

這50個人被送到設在北京語言學​​院的出國人員集訓部集訓。集訓期間不能請假,還要經常就集訓內容進行嚴肅討論。集訓內容除了國際國內形勢、留學有關規定、出國外事紀律,還包括一些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生活常識——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國外報紙很多,但不能用來擦屁股,會堵塞馬桶。後來,這批人出發前在國內買了很多手紙,帶到美國去。因為聽說在美國上廁所要投幣收費,下飛機前他們甚至提前上好了廁所。

集訓期間,每人得到700元置裝費,帶著證明信,便可在專門給留學人員做服裝的出國人員服務部選衣服。他們被一輛大巴車統一拉到王府井百貨大樓背後的服務部後,儘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選擇,但幾乎都做了同樣的選擇——當時國內最好的黑色“銀槍呢”大衣,還有一樣的西服,一樣的皮鞋和包。後來,他們又被拉到美國駐華聯絡處辦理簽證。唐佔晞看到,車上下來的50個人,大多穿著滌卡中山裝,所有的鈕扣都扣得緊緊的。

面試前,唐佔晞扯了扯簽證官的衣袖:“嗨,這些人沒有問題,你放心。”隨後,他聽到了這樣的問答。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個學校去)?”
“Chemistry(化學)。”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國研究什麼)?”
“Born in 1933(生於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他們大都40歲左右,不少人英文很差,可能事先背好了答案。不過還是給了他們簽證。”唐佔晞回憶說,為這50個人拿到簽證,是他的任務。周培源在北大的學生薑伯駒和張恭慶,當時恰好獲得美國的獎學金,即將去進修。外事局覺得,雖然這兩人不由中方出錢,但也應納入公派留學隊伍。首批留美人員,於是變成52人。

國家派你們來不容易,你們學成後要回國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點,下著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一群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的人,順序​​登上飛機。與他們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當然還有郭懿清和唐佔晞。當天上午,方毅副總理專門接見了這52個人。 “他們看上去都一模一樣,名字一個也沒記住,只記得當時雪花飄飄的。”唐佔晞回憶。


12月31日,是個星期天,美國駐華聯絡處工作人員還在休息,但中國科學院一早便打來電話,請伍德科克當天上午到友誼賓館,接受他們的科技合作文件草稿,“因為鄧小平下的命令,留學的事一定要抓緊時間辦”。

第二天,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來到伍德科克大使官邸。兩人會談時,唐佔晞為大使翻譯。他近距離感受到,“鄧小平是沒有耐心的,就是要幹,所以教育部那些人只能說'yes sir',抓緊時間幹”。20多天后,鄧小平將訪美。為此,中方希望美方提供相關的經濟、地理、政治、歷史、教育等資料。這需要剛上任的新聞與文化參贊唐佔晞去負責操辦。

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訪美期間與卡特總統簽署關於派遣留學生的正式協議。簽署協議前,鄧小平在中國駐美使館接見了留美人員代表。52名留美人員還應邀參加總統夫人為鄧小平夫人卓琳舉辦的招待會。他們把大衣脫下來堆放在一張大桌子上,結果這些出國前購置的大衣,除了大小不同外,樣式顏色都一樣,無法分清,出門時穿錯了很多。招待會後,卓琳把他們叫到一起,告訴他們:國家派你們來不容易,你們學成後要回國,你們要是不回去的話,小平同志要著急的。

唐佔晞的工作則是繼續鼓勵中國人走出去。他準備了15套介紹留學美國的資料,在同助理研究了中國地圖之後,他決定向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以及其他十幾個城市的圖書館各送一套,以提供公共借閱。一年後,唐佔晞先後到其中幾個城市出差,順便想看看資料的使用情況。結果他發現,在一些圖書館,資料封面已被摸破,裡面也被翻得十分破爛。而在另一些地方,這些資料從來沒人翻閱。圖書館工作人員告訴他,“這套資料非常珍貴,我們鎖起來了”。當時,唐佔晞不管到哪個地方,對方介紹情況時,第一句話總是: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我們現在還處在一種落後的狀況。 “到哪兒開頭都是這樣念,然後結尾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四個字還很少提到。”唐佔晞邊說邊挺直身子,模仿那些人拿著紙念稿子的樣子。

但他也發現,“中國報紙上登的文章一直在說,路線要轉變”。他當時對“改革開放”四個字的理解,就是讓中國人跟外國人接觸,跟外面交流。在他看來,當時這種交流非常困難,但又非常必要。在送走和迎來中美雙方第一批留學人員後,唐佔晞還要落實美國的“國際訪問計劃”,即每年選幾十個中國人到美國訪問,包括媒體、教育等方面的人士。

第一批,他邀請了北京5家有影響的媒體的國際新聞編輯。他當時想,“媒體很重要,訪問美國後,可以寫文章報導,傳播信息。”出發前,唐佔晞和美國使館的幾個官員請這幾位編輯吃飯,跟他們確定訪問路線,並安排在各個地點的訪問內容。

在唐佔晞看來,媒體人士一定要訪問紐約,因為那裡是美國的媒體中心。他介紹完紐約的情況後,問眼前的編輯:“你們到紐約想看什麼?”編輯們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確定由一位稍微年長者發言。他非常鄭重地說:“我們到紐約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紐約市黨委怎麼控制《紐約時報》。”“我當時告訴他們,美國有兩大黨,但《紐約時報》不屬於任何一個黨,跟政府沒有關係。但他們不相信,一臉疑慮。”唐佔晞回憶。當他告訴幾位編輯“美國總統有權力,但沒錢,總統的預算必須得靠國會批准,國會不批准,總統就沒錢”時,同​​樣遭到了懷疑。

百年串起留美歷史
33年前的那個雪夜,在首都機場,看著52個“幾乎一模一樣”的中國人離開祖國赴美,唐佔晞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溯一個世紀的那群留美幼童。120名幼童,由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容閎倡議,被清政府派遣赴美。他們坐著蒸汽輪船一路向東,需要經過25天左右的顛簸。 100多年後,他們的後輩則坐著飛機向西,經巴黎中轉,只需30多個小時的飛行。“當年詹天佑他們,都是中途被搞回來了的。這些人……”送別這52個人時,唐佔晞在心裡嘀咕。與幼童留美計劃中途夭折不同的是,現在這扇被推開的門不會再關上了。兩年多以後,當唐佔晞離任時,已經有幾千個中國留美人員在美國,也有兩三百個美國學者和學生在中國,還有80個美國大學跟中國大學或研究機構簽訂了交流協議。其中大多數的交流,是因為有美國大學的老校友在中國,或是中國大學的老校友在美國。這些在1949年前留學的校友此時成為紐帶,不僅他們和母校恢復了聯繫,也讓學校與學校之間建立起合作關係。

“除了官方,民間交流已經很深入。萬一兩個國家的關係又搞不好,官方交流發生困難時,我相信,還有這麼多橋樑可以溝通,不會再像100多年前那些留美幼童那樣。”唐佔晞說。其實,在那52名留學人員走出國門之後,到1981年,中國政府已經與英國、埃及、加拿大、荷蘭、意大利、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國政府達成交換留學生協議。

也是在這一年,由唐佔晞負責,中美之間中斷了32年的富布萊特項目重新啟動。經許國璋推薦、唐佔晞面試後,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梅仁毅成為第一個富布萊特訪問學者。中國人的留學之門再一次被完全打開。首批52名留美人員,除一人延期外,均在兩年後按時歸國。他們後來大多成為中國科技領域的領軍人物。如今,當年的出國人員集訓部,已經更名為培訓部;曾為首批留美人員訂做衣服的出國人員服務部,已經成為王府井百貨大樓商場的一部分,不復存在。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思想已經發生了讓唐佔晞們“想都想不到”的改變。那52個人的檔案,作為真實的歷史記錄,被存入國家檔案館。

 

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白宮草坪上的歡迎人群中就有中國首批52名留美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