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经济拮据卖旧货 遗产仅两三万
2010年6月20日17:08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在公开报道中，晚年宋庆龄以端庄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沟通海内 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始终是微笑、淡定、沉稳而优雅的姿态。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还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陪伴，她的病痛、 劳累、窘迫和孤独都被历史湮没。
宋庆龄的遗产
“我的遗嘱1975-2-18。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 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号寓所的所有藏书送予恩斯特?邓（邓广殷同志），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庆龄，北京。
这是宋庆 龄生前所立的遗嘱之一，其原件至今仍秘存于瑞士银行，而宋庆龄藏书是其私人财产中最珍贵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2010年5月20日，邓广殷携 子女专程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加“邓广殷及家人藏宋庆龄书信刊布赠阅暨展览”开幕式，该展览首次展出了宋庆龄从1970年至1980年分别写给邓 广殷及其妻女的英文亲笔书信共197封，“宋庆龄遗嘱”内容也首次公开展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陆柳莺表示，“展览作为宋庆龄晚年生活的剪影，让人 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生活中的宋庆龄。”
邓广殷是宋庆龄早年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领导人之一邓文钊的长子。宋与邓家的 友谊保持了数十年。邓广殷曾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的物品。
晚年宋庆龄仍是一个谜，即使此次宋庆龄与邓广殷的往来书信已 经公开展览，但根据信件全部内容所出版的书籍仍只做内部发行，仅供专家研究使用。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照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虽然我是来上海休息的。但我发现自己正忙于查找旧的资料和文件。并不感到愉快。由于查找资料需要来回走动，我的脚肿了。背部也感到疼痛。 我原来打算在此度过三个月，但我已经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请求，因为有几位希望见到我的外国访问者即将来北京。”宋庆龄在信中对自己的表弟倪吉士这样写 道。
这是1979年1月31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处理公务后的闲暇时光里，给一些亲朋写信。多年以来，她一直将上海看作是自己的家。而她并不 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回到家中。
1979年的中国正艰难地从文革的阴影中挪出脚步。那一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建议两岸尽快实现通航通邮。
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天气干燥，宋庆龄皮肤病严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1978年12月30日上午，中央派出的专机将宋庆龄从北京送往上海，回到她位于淮海中路的家中。这是一座占地4300多平方米，外形如船型的西式洋房。1948年冬天，蒋介石亲下手谕，把这座花园别墅拨给宋庆龄，从此，这里成为了宋庆龄在上海 的永久住宅。
1949年，宋庆龄欣然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她曾独立于国民党，也曾独立于共产党。
1957年反右斗争后，她就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文革后，再度焕发活力的她却已经时日无多。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这是“四人帮”倒台后，宋庆龄首次回到上海过新年。她在给柳亚子长女柳无非的信中写道，“两年没回上海，我的东西全弄得乱糟糟的，这是修缮房屋所致，找东 西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宋庆龄亲自翻找出多年来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这些信件涉及旧人旧事，旁人不便参与。彼时，宋庆龄的警卫秘书 杜述周和秘书张珏均因事休假，只有保姆阿姨钟兴宝和顾金凤协助搬运书信。现居住在上海的顾金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我们就是在生活上、饮食 上帮助，其他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能插手的。”
除去销毁旧时信件之外，宋庆龄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在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的回忆文章中，他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宋庆龄的工 资是579块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 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 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此次回到上 海的寓所，宋庆龄翻找出的可变卖的旧物还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舰模型和几件翡翠摆件。根据其警卫秘书杜述周记事以及李家炽的口述，皮货有的地方已经发 脆，有的地方毛皮脱落。而翡翠经过鉴定，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全属赝品。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 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宋庆龄青年时 期在上海接受经济补贴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并附信一封，杜写道，“首长，我给您带来了人民币现金一万元正。请您收用，以补充您每月开支不够的困难。这笔钱千万收下使用，不能再退还了。”随后，宋庆龄回函，“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希望的百万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对于接纳公款补助，宋庆龄在信中透露着无奈。学者尚明轩因写作《孙中山传》于1970年代曾拜访宋庆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 调，“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 素。”
宋庆龄一直坚持自己负担保姆工资，文革期间，她工资中三百元外事费曾自动申请免去，虽然组织上一直坚持发放，但一直未曾动用。此次回到 上海后接下一万元补贴，确属不得已。与此同时，宋庆龄因为经济拮据而变卖旧货的举动也被中央得知。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 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予宋庆龄。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后来曾口述这段情形，“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 室，当面交代我说，这五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 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宋庆龄要求李家炽用她自己的化名林泰刻 一私章，用钱时，以此为据。直至宋庆龄去世，这5万元钱被花掉一万余元。
一系列公干之间，宋庆龄抽空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信中透露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劳累以及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她对杨孟东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 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在谈到国内变化时，她写道，“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 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 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宋庆龄五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 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在病中忙于会见中外宾 客的同时，宋庆龄更为挂念保姆李燕娥的病情。李燕娥小宋庆龄近20岁，从16岁起就跟随在宋身边，一直陪伴其53年。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时，曾有规 定，除李燕娥之外，任何人不准进入自己的卧室。 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写到，“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 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一向镇定的宋庆龄，在保姆的病痛面前毫无掩饰地暴露了脆弱。此时，宋庆龄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老 人。1949年后，宋氏家族中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国内地。由于政治原因，早年与宋庆龄最为亲近的宋美龄，姐妹之间也无法直接联系。不过，宋庆龄研究者尚明 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按照现有资料看，她晚年和宋美龄的姐妹情一直没断。都会互相为对方祷告。”
李燕娥病逝之后，宋庆龄曾与邹韬奋 夫人，也是其生前挚友沈粹缜商谈李燕娥墓地事宜。根据沈粹缜回忆，“（宋庆龄）说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我的……”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摄氏度。
5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17日早晨，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被授 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的消息。12天后，她病逝于北京，其为数不多的遗产分赠友人及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的遗产主要是书。”《宋庆龄年 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把所有的书都留给邓广殷了。单独立了一个（英文）遗嘱，遗嘱有中文字，邓广殷拼写之后，又用中文加个 括弧。”邓接收了遗嘱，将之珍藏存入瑞士银行，但最终声明，受赠书籍交公处理。除此之外，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遗嘱处理身后遗 产，有用英文写的，也有用中文写的。宋庆龄最后一份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交给了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其中一份遗嘱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 能分的，是纪念品。”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三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 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十人，受赠者大多为 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 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 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爱泼斯坦记述，女孩长大后，“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宋庆龄也为此苦恼，她的一个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们依然是其遗产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关宋庆龄 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 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 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 |
